两个她

在我的里面，有两个她，一个，在地球的西方；另一个，在地球的东方。

那个在西半球的她，二十年前，被一股追求自由，幸福的洪流，冲到这个与她八辈子不相干的异国他乡。她踏上美利坚土地那一刻，身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，乌黑的头发披散在肩上，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。那时她做梦也想不到，她的人生将随着现代化节奏飞速地转动：她的身体就是一个根本不用上发条的闹钟，准确知道早上什么时候应该睁开眼睛，几分钟之内把自己打扮妥当，下楼，在给儿子准备早餐的同时，读十分钟书，把儿子送到学校，然后再折回高速公路，一刻钟之后踏进公司，打开电脑，检查邮件，回邮件，接电话，领受老板的新指示，写程序，做分析，与同事讨论，跟用户开会，五点一到，下班接孩子，在一个小时之内，把全家喂饱，再送大孩子去学钢琴，小的去体操，顺便，到超市买一大堆东西出来，接著，催这个洗澡，那个上床睡觉，十点钟，她的身体说：关灯合眼。

 直到有一天，她睁大眼睛，发现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里闪耀著一道道刺眼的白光，儿子们说话的声音开始像鸭子一般，个子一天高过一天，她眼里英俊的先生背有点微驼向她走来。她喘口气，想想，这一路，是怎样小跑过来的？

 她在太平洋上飞十几个小时，再下来，就变成了东半球的她了，东半球的她，是住在一个以休闲著称的地方，叫成都。那里，说到干正事儿，人走得慢，车行得慢，连天上的云也懒得动弹，人们喜欢说：慌啥子，明天再说。但一听说哪儿有好吃的，好耍的，就倾城出动，生怕错过了凑热闹的机会。

 她一到那里，身体的闹钟就失灵了，醒来时，太阳早已挂在云层里了。她穿着拖鞋，慢吞吞地到附近小街的小馆，捡个座位，一口口地喝着温温的豆浆，咬着长长的油条。小馆对面有一排齐齐的树，树上挂着一个个竹编的鸟笼子，鸟儿在里面地叽叽喳喳地闹腾著，十几个养鸟的老头坐在小板凳上，有的摇着大芭蕉煽，大声摆龙门阵，有的摆副象棋，酣战。她喜欢坐在那里，看着满街的闲人走来走去，任凭街道上的叫卖声，永不休战的吵架声，悠悠的二胡声飘到耳中。

 有一年，天气奇热，她哥说，听说有一个地方好乘凉。汽车七拐八拐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她立在翠绿的山口，傻了眼。放眼往去，整条缓缓流过的清澈小溪里，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蓝色的太阳伞，人们把脚泡进冰凉的水里，稀里哗啦打麻将，玩斗地主游戏、喝茶聊天，小孩们则坐在游泳圈里，欢呼雀跃地顺水而下。哥告诉她，这些年，民间的节日多得不得了，开什么花是什么节。结果，花儿都被看累了，恨不得早早地谢了。她想：嗨，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哪个地方的人有如此的创意呢？为了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啥想不到，做不到？

 有时，东半球的她，脚好像是被绳子拴住了似的，有些迈不动步子回来，但西半球的她并不悔当初的选择，她的三棵小苗苗，不就是在她奔跑中一天天茁壮成长？我对我里面的两个她说，人生就是，该跑的时候跑，该歇的时候歇，快和慢都可欣赏到不同的风景，品尝到不同的果实。